《太子晋解》不宜被视为赋
我们先来看主张是赋的观点。刘光民《〈逸周书〉中的一篇战国古赋》认为此篇文献的写法与汉代散体赋的体式相吻合。他将汉代散体赋的体式概括为：“以铺陈夸饰为主要表现手法，主体部分常设为主客问答形式，状物、写景、叙事、议论皆以对话语言出之；人物语言之外，极少作者说明描写成分。其前有序，交代主客双方，并为他们的对话提供极其简单的情节依据；后有结语，说明结局，或婉陈讽谏之义。序与结语纯用散体语言来写，对话部分则韵散间出，而以四、六韵文为主，并多用排偶句式。”
赵逵夫认为：“这篇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说，都是一篇典型的俗赋作品：对话的形式，有一定的故事性，对话语句整齐，有几小节为整齐的四言局，多排比句，对话部分通篇押韵，语言通俗，行文不避重复，带有民间传说故事的特征，有的地方显得诙谐幽默。”
刘、赵二人的观点很相似，都是将《太子晋解》篇与赋体的特征相类比，发掘两者的相似之处，从而得出《太子晋解》篇是赋体的结论。但是，他们在异中求同的过程中，忽视了同中之异，即《太子晋解》篇与赋体的差异性。
第一，诚如刘光民所言，在赋体主体铺陈夸饰展开之前，往往有简单的序文，交代主客双方，并为他们的对话提供极其简单的情节依据。这一点咋看之下似与《太子晋解》的开篇相似——安排师旷师周，为师旷和太子晋对话提供契机。但是赋体中的散体序文只是为对话铺陈的契机而存在，没有必要交代相对完整的背景缘起。因为过多的额外信息不仅显得多余，而且影响赋体主体铺陈夸饰的展开。而在《太子晋解》中，开篇不仅提供了对话契机——师旷使周，还详细交代了师旷使周的背景，即叔誉出使的不利，外交上的受挫。如果将《太子晋解》视为赋体，叔誉、晋平公的出现，以及叔誉使周的背景都显得多余，与赋体铺陈的展开毫不相干。
第二，由于赋的主体是铺陈夸饰，对话双方的身份并不重要，因此往往是虚构的人或物，较少出现真实的人物。即使出现，对话双方也不会表现出个性特征。但此篇文献完全不同。无论师旷、太子晋，还是晋平公、叔誉，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。而师旷和太子晋的性格特征都有一定的展现，特别是太子晋文质彬彬、超凡入圣的神童形象被刻画地栩栩如生。张锦池《志人小说论纲——中国小说探源》一文指出：“仿佛一个早熟的儿童跃然纸上。”这正是看到了此篇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成就。在行文中刻画人物形象是赋体所没有的。
第三，赋的主体对话部分，所